這一年夏天，愛因斯坦授權建立了“愛因斯坦反戰者基金”。第二年，他又在一份致德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呼吁書上簽名，促使他們聯合起來，以阻止德國“變成法西斯的可怕危險”。這個警告太晚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

　　兩個月后，54歲的愛因斯坦再一次作出了“離開德國”的決定。他在紐約舉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譴責了法西斯納粹的暴政，稱其為“命令主義的強權政治”。他的德國摯友馮·勞厄寫信勸他在政治問題上要明哲保身。愛因斯坦回信說：“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在較廣泛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事務———應當默不作聲。德國的情況表明，這種克制會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領導權拱手讓給那些盲目和不負責任的人。這種克制豈不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試問，要是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么我們的處境會怎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后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

　　這種公開的頂撞使納粹惱羞成怒，他們抄了愛因斯坦在柏林的家，同時將他的另一處別墅收歸國有。愛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愛爾莎怕極了，寫信給朋友：“我的丈夫不允許自己沉默，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止他發表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忠于自己，而我的孩子在那邊，這種憂慮幾乎要使我神經錯亂了。”

　　愛因斯坦花了大量的時間幫助那些逃難的猶太人。他在音樂會上表演，并十分驕傲地為猶太難民募集了6000美元；當他相信能夠增加一位流亡的德國畫家的聲望時，就主動要求這位畫家給他畫像；他為許多貧困的陌生人擔保；他的推薦信已失去了影響力，因為他寫得太多了，警察甚至在一個江湖郎中的家里發現了一封……

　　他本是個絕對和平主義者，但面對戰爭的危險，他說：“為了保衛公理和人民的尊嚴而不得不戰斗的時候，我們決不逃避戰爭。”

　　正是在這種轉變下，1939年8月，因憂慮納粹德國率先研制成原子彈，愛因斯坦在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上簽了名，指出：“……有可能制造出一種威力極大的新型炸彈，能輕易地把整個港口連同附近地區一起炸毀，我的義務是提請您注意下列事實和建議……”

　　這封信開始了美國著名的“曼哈頓工程”。6年后，日本廣島和長崎受到原子彈轟炸，死傷20萬平民。當愛因斯坦從廣播中聽到這條消息時，驚呆了。他只說了一句：“我真痛心。”

　　馀下的生命中，他不時地會回想起這一時期，并深深地悔恨。有一次，在普林斯頓的辦公室里，說起這件事時，愛因斯坦迅速地轉過臉去，將目光投向遠處的山谷和樹林，然后，似乎在對他所注視的樹梢說話，他低聲地、若有所思地、一字一頓地說：“是的，我按的按鈕……”

　　但事實上，在德國投降之后，愛因斯坦便立即給羅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議：鑒于美國制造原子彈的理由已不存在，應停止制造和使用這種武器。不幸的是，羅斯福收到這封信時已經病危，還沒來得及看，便去世了。

　　“憲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個公民捍衛它的決心”

　　愛因斯坦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來糾正他所犯的這個“最痛心的錯誤”。

　　1947年，他在聯合國大會上說道：“今后若干年內，自然科學家的態度將決定人類文明的命運。人類終于懂得，當前的任務是什么，這就是尋求諒解，為的是實現各國人民間、不同信仰的各民族間的徹底諒解。”

　　第二年，他發表了一份《致知識分子的信》：“由于我們科學家可以決定悲劇重演，加劇屠殺手段的恐怖局面，我們肩負著神圣義務，必須全力制止為殘酷目的而發明武器去用于殘殺。什么是我們更加重要的任務？我們心中所熱望的社會目標又是什么？”

　　無論如何，現實的社會目標絲毫不是愛因斯坦所熱望的那一個。冷戰開始，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大批知識分子被懷疑對美國不忠而受到迫害。1953年，紐約一位教師寫信給愛因斯坦，說自己受到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傳訊，請教他該怎樣應對。

　　愛因斯坦回信寫道：“我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反|動政客在公眾面前虛晃著一種外來的危險，借此來引起他們懷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為止，這伙人得逞了，現在開始來禁止教學自由，對一切不肯證明自己順從的人，就剝奪他們的職位，也就是說要餓死他們。“為了反對這種罪惡，只居少數的知識分子應當怎么辦？老實說，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張的那種不合作的革命辦法去辦。每一個受到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如果有足夠多的人下決心采取這種嚴肅的步驟，他們就會得到勝利。否則，我國知識分子所應得到的，決不會比那個為他們準備著的奴役要好多少。”

　　在信末，愛因斯坦特地注明：“此信沒有必要被認為是‘機密’的。”

　　這封信最終在報紙上發表，并導致公眾意見的爆發。麥卡錫稱任何接受愛因斯坦建議的人都是“美國的敵人”；報紙社論評價他此舉是不負責任的，“把自己放進了極端主義者的范疇”；同意和反對的信件大量出現在各種報紙上。但是，確實有兩個中學教師在被傳訊時拒絕答復，并引用了愛因斯坦的信。

　　大半年之后，愛因斯坦才給出一段比較完整的陳述：“在原理上，每個人都同樣地卷入到憲法權利的保衛之中。然后，最廣意義的知識分子卻處于一個特殊地位上，因為，感謝他們所受的特殊訓練，他們對公眾意見的形成有其特別強烈的影響。這就是那些將會把我們引到獨裁政府的人們特別關心對這一群人的恐嚇和鉗制的原因。因此，在這種局面下，對知識分子來說特別重要的就是盡他們的責任。我認為這種責任就是拒絕與任何違反個人憲法權益的行動合作。“憲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個公民捍衛它的決心。”

　　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不是很好，但他仍然繼續堅持“統一場論”的研究，以及參與一些精力允許的社會活動。

　　1953年冬，芝加哥律師“十誡會”決定授予愛因斯坦人權獎。他不能前來，寫了一封信供宣讀：“在長期生活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對物理實在的結構稍微深入一點的了解。我從來沒有做過系統的努力去改善人類的命運，去同不義和暴政斗爭，或者去改進人類關系的傳統形式。我所做的僅僅是：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保持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1955年4月18日凌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平靜地離開了人世。就在去世前幾天，他還簽署了由羅素起草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呼吁各國政府“尋求和平辦法解決一切爭端”。

　　這位終生反對權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科學家生前曾說：“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贊揚和尊敬，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勞，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

　　因此，他留下的遺囑是：不舉行任何葬禮，不修墳墓，不立碑或任何紀念性標志，骨灰由親友秘密撒向天空……“

　　在1922年，愛因斯坦作為哪個國家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成為關系國家榮譽的問題。愛因斯坦聲明自己是瑞士公民。

　　然而在2016年，德國政府紀念他的方式是，決定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

　　“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