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小學語文經典國學知識：傳統與科技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燦爛的光華，為世界所矚目，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值得驕傲的光榮。

　　然而，人們提及孔子對于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的影響時，常常認定孔子奠定的儒學是排斥科學技術的。假如這就是孔子與中國傳統科技的全部關聯，那么，不僅孔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偉大的人物需要修正，因為很難想象對于傳統文化中舉世公認的輝煌成果毫無正面作用的人，能稱得上是這一文化的偉人；而且也很難從邏輯上解釋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科學技術成就和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既孔子開創的儒學是完全相對立的。

　　由此可見，儒學決不可能是完全排斥科學技術的。

　　至于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對于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究竟是起積極的影響還是消極的影響？這是一個科學史界、哲學史界反復爭論、迤今尚無定論的問題。

　　孔子開創的儒家對中國傳統科學技術有著正面作用，但也無可否認，儒家確有輕視科學技術的傾向。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一向關注于人事而忽略了自然，這一點不利于科學的發展，但其以理性反對迷信則大大有利于科學的發展。

　　儒家對科技的鄙視和推動則表現在“仁知統一”上。所謂“仁知統一”，即道德行為（仁）和理性認識（知）的結合。

　　對于仁知的統一，孔子是這樣論證的：一方面，知從屬于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條件（“未知，焉得仁”《論語·公冶長》）。仁知由如此的互為前提而貫通為兩者完美結合的“中庸”這一“至德”。但是，這“知”卻不是指認識自然事物及其規律，而是明確的把“知”的任務規定為認識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因而，在仁知統一的支配下，由于倫理理性居于知識理性之上，科學技術成為雕蟲小技，處于遭貶抑的地位。然而，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仁知統一”對科學技術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為，如果某些學科的認識（知）對象同時具有道德（仁）的屬性，即這些學科本身是仁知統一的體現，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統一的支配下，這些學科就會得到重視，獲得較大的發展。

　　這些學科在中國古代就是醫學、農學、天文學、數學。

　　醫學——儒家之所以看重醫學，和孔子開創的仁知統一傳統緊密相關。因為醫學是以治病救人為宗旨的科學，而這與孔子提倡的儒家愛人之仁德相吻合，于是醫學就成了科學技術（知）和倫理道德（仁）合一的科學，行醫就成了仁知統一的化身。中國古代有“醫儒同道”的說法，宋代著名大儒范仲淹自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把良相和良醫視為儒生的進退之道。

　　農學——農學在中國古代也科學技術（知）和倫理道德（仁）合一的學科。這是因為在小農經濟基礎為主體的古代中國，農業的繁榮和實現孔孟儒家所憧憬的“德政”、“仁政”戚戚相關。子貢問怎樣為政治國，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把農業和仁政相聯系的“重農”思想，隨著儒學獨尊就成了以后兩千年的主流。由于農業是有著道德內涵的，因而這一（有關農業的科學）農學，自然就是仁知統一的科學。

　　天文學——在中國古代科技中，最為官方重視的便是天文學。由于古代中國君臣等級與天地日月相伴，自然界的天體有了倫理的屬性，因而天文學也就成了有關“天”的科學知識和綱常倫理相合的學科。孔子編修的六經之一《春秋》載有我國最早的有關彗星的可靠記錄：“魯文公十八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記錄。同時《春秋》書中記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這說明孔子所說的“知天命”（《論語·為政》）確有研究天文知識的科學成分。更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孔子的得意門生曾子對主張天圓地方的“蓋天說”提出了批駁，認為圓形的天穹是無法吻合方形的大地的。這表明曾子也曾對古代的宇宙理論有過一定研究。

　　數學——在古代，歷數并稱，數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為天文學服務的，于是數學也成了仁知統一的學科，同樣地得到了較大發展。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和儒學演變的歷史特點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對科技發展積極影響的線索。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史上，有兩個時代特別重要。一個是漢代，是各門學科初具規模、奠定體系的時期；再一個是宋代，是傳統科學走向高峰的黃金時期。而在學術思潮發展領域，這兩個時期恰恰一個是獨尊儒術（漢代），再一個是儒學復興（宋代）。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其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嗎？我們不能設想，當一個社會的科學技術處于高度發展的繁榮階段時，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社會思潮卻會是一種對科技發展完全是消極影響的思想。一個社會的科學技術之所以能獲得高度發展，必然有其賴以發展的各種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經濟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們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漢代和宋代這兩個時期，儒家思想正是適合并促進科技發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總之，儒家思想對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學科領域都很不相同，應該對其作具體分析，而不可將其一概否定。

　　以上所見，主要參考《孔子與中國文化》、《儒學與21世紀中國》兩書。

　　先秦諸子百家的著作中，還曾保留了社會生產和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

　　如《荀子》一書中，著錄了但當時的青銅治煉技術；《韓非子》一書已有司南（指南針）的記載；《孫臏兵法·地葆》篇把地形分為山、陵、阜、陳丘、平地、川、澤等，說明當時就已知道了地形對戰爭和植霧分布關系的重要性；農學著作反映了各國推行的耕種政策和農業生產中的研究成果；名家提出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說出了物質的無限可分性，等等。

　　值得一提的還有墨家，墨子可以說是一位發明家、科學家。墨子本人的手工很巧，據說他用木頭削成的車軸，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體；用木料拼成的木鳥，能在天上飛一天；還比當時的巧手公輸盤更早的發明了云梯等等。

　　《墨子》一書文風樸實無華，并且部分內容詰屈聱牙。當近代學者認真解讀這本古書，才發現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對光學（已知光沿直線前進，并討論了平面鏡、凹面鏡、球面鏡成像的一些情況，尤以說明光線通過針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論為著）、數學（已科學地論述了圓的定義）、力學（提出了力和重量的關系）等自然科學的探討，可惜的是，這一科學傳統也因此書在古代未得到重視而沒能結出碩果。但這一發現，震動當今學術界，使近代人對墨家乃至諸子百家更為刮目相看。

　　正確來說，如果討論傳統與科技的關系，單只提到正面（或負面），都是不夠全面，不夠嚴謹的。兩者關系，也遠不止這里所提到的，由與本人所知所限，姑錄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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