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管”法官的？

　　為了做到司法公正，古人很強調司法官的作用。唐代白居易說：“雖有貞觀之法，茍無貞觀之吏，欲其行善，不亦難乎？”宋代王安石也說：“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清代王夫之在批評單純的任法或者任人都不足為治之后，得出結論：“擇人而授之以法，使之遵焉。”古人所謂的治法，意在制定善法良法；所謂治人，在于培養執法的官吏。在治法已經具備的前提下，治人就是主導的方面，治法與治人不可偏廢。

　　為使官吏明法知法，由唐迄宋設立明法科、刑法科選拔司法人才。明清二朝實行八股取士，為了彌補官吏法律知識的缺陷，律典特設“講讀律令”條，每年年底由上司官考校，如果律意不明，用法有誤，初犯罰俸，再犯刑責。這條規定依據國家形勢的變動，時有興廢，但對于官吏學法確實起了督勵的作用，由此而出現了《大清律例便覽》之類的學律參考書。明清的官箴書中也多有熟讀律令的內容。此項規定不見于外國的古代法典，是中華本土法文化的產物，頗有借鑒意義。

　　為使官吏嚴于執法，早在公元三世紀的晉朝，劉頌便發表了類似“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議論，至公元六世紀，《唐律疏議》規定“每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大清律例》規定：“每斷罪皆須具引律例，違者笞三十。”這項法律規定限制了司法官的恣意妄為、徇私舞弊，強調了司法官的責任，對于提高判案的準確性，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都有積極意義。中外法制史學者認為唐律以來的此項規定，是中國古代特有的罪刑法定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