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論世”說始于孟子，與誦詩、讀書并行，共同指向修身成人的“尚友”主題。自明代始，學者逐步剝離“知人論世”“尚友”的原始目的，發揮其在求真方面的價值，從而使之成為與孟子“以意逆志”并行的“說詩”方法。清初，學者又因“以意逆志”可能存在的“臆測”局限，主張“知人論世”作為“以意逆志”的前提和方法，二者遂成為文學批評層面的理論術語。“知人論世”從體現經學道德追求的價值評價體系轉化為文學批評的方法，是歷史性的生成，然而卻消解了“知人論世”所包含的人性向善、求乎仁義的詩道責任。

　　清初學者蔣驥撰述《山帶閣注楚辭》，試圖還原孟子“知人論世”觀本來所具有的詩道內涵。蔣驥在《楚世家節略序》中說：“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漢史傳原既多略而不詳，余仿林西仲本，復輯楚世家懷襄二王事跡著于篇，因兼采諸書，附以所見。”他把“論世”作為“知人”的前提和方法，輯《楚世家節略》采用了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的態度，勾勒出“屈子為懷王左徒，初政精明”至“頃襄王立，復遷屈原于江南，忘父仇，與秦姻，強秦逐年侵地”的屈子舉放和楚國治亂之間的因果線索，提出“楚之治亂存亡，系于屈子一人，而為萬世逆忠遠德者大戒”的主旨，呈現屈原代表的士與國運休戚與共的現世價值。

　　蔣驥注重在“知人”層面昭示屈原的王道理想，他在《余論》中討論《大招》時詳細闡述了屈原的王道理想，總的來說就是勸誡楚王對內省刑薄斂，對外禁暴多禮，用人舉直錯枉，行阜成兆民的王道之功。可以說，蔣驥對屈原美政的解讀是在剝去屈子雜有法術、游仙等時代特征之后，對其儒道正統的核心政治理念的還原。《山帶閣注楚辭序》說：“夫屈子，王佐才也。”“屈子所以先后其君者，必曰五帝三王，其治楚，奉先功，明法度，意量固有過人者。《大招》發明成言之始愿，其施為次第，雖孔子孟子所以告君者當不是過。”“而世徒艷其文，高其節，悲其繾綣不已之忠，抑末矣。”可以看出蔣驥研究屈原的目的，并不僅僅在彰顯屈原個人的文采和忠節，而是意圖從屈原之志中發掘其儒道理想，以體現戰國時期正道直行之士對天下治亂興衰的關切，以及他們所秉持的家國情懷。蔣驥投入精力去考察楚國歷史及屈原行跡，昭白屈原的美政理想，強調《離騷》的好修主旨，以使讀楚辭者能撥開楚辭文字迷霧，理解屈原激烈的辭世方式，體會屈原的情感，重新發現屈原之志在現世的積極價值，由此他在序言結尾點出了注屈的最終目的是“因文以得其人，則豈唯舒憂娛哀于百世之上，將百世之下聞風者亦有所興起也”。

　　朱熹推崇孟子“以意逆志”的讀詩方法，他在《楚辭集注》說：“至于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蔣驥把朱熹“以意逆志”的施用范圍擴大為考察古人的全部作品，建立作品與古人情志的整體聯系，他在《余論》中討論《離騷》時說：“凡注書者，必融會全書，方得古人命意所在。”并提出了“本客二意”論，認為“楚辭章法絕奇處，如《離騷》本意，只注‘從彭咸之所居’句，卻用‘將往觀乎四荒’，開下半篇之局，臨末以‘蜷局顧而不行’跌轉；……純用客意飛舞騰那，寫來如火如錦，使人目迷心眩，杳不知町畦所在。此千古未有之格，亦說騷者千年未揭之秘也。故于《騷經》以求君他國為疑，于《招魂》以譎怪荒淫為誚，而不知皆幻境也。觀云霞之變態，而以為天體在是，可謂知天者也？”“本意”是屈原的題旨所在，“客意”是屈原為表現“本意”而運用的繁復的虛構，蔣驥指出要去除如“云霞”般變化多端的“客意”之蔽，明晰如“天體”般昭昭然的“本意”。“本客二意”論使蔣驥能更準確地接近屈原的情志。

　　自朱熹后，研究屈原，都強調其“忠君愛國”，相較忠君愛國的政治倫理，蔣驥更多關涉的是屈原“致君堯舜”的政治關懷。蔣驥在注《離騷》時說：“木蘭去皮不死，宿莽拔心不死，皆香之不變者，所修無已，善行乃日進而不可變，此立身之本而致君之源也。篇中言修皆本于此。”這里既包含了屈原的人格修養，也看重其美政理想對社會現實的關切，蔣驥把屈原的“好修”與《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聯系在一起，亦可見他對孔子詩教觀念所蘊含的引導社會向善的詩道責任的高度認同。

　　蔣驥一生遭遇諸多困厄，卻始終“死守善道”。《武進陽湖縣志》記載蔣驥曾被清怡親王征為上客，“謝不往”，堅持“以經學教后進”。《山帶閣注楚辭后序》自稱“及老猶不廢學，亦雅知自好，不敢有負圣賢”。可見蔣驥以圣賢之道安身立命，“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道而“立致青紫”非他所愿。就蔣驥的抱負和節操而言，他與屈原之間有著接通千載的心靈契會，因此能準確地理解屈原，友其人而友其德，并積極揭示出屈原詩中的濟世情懷。

　　還原“知人論世”方法所蘊含的詩道內涵，一方面使蔣驥“舒憂娛哀于百世之上”，在屈原那里獲得了堅守的信念，“頻年注屈真成讖，贏得江楓識畔牢”的詩句，正是蔣驥與屈原同心同守的寫照，也使他能在士人爭谷的名利場淡然面對“斜日增城虎豹嗥，玉虬蜷局駐靈旄”的現實。蔣驥對“死守善道”的結局有著清醒的認識，所謂“成讖”“贏得”不過是一個正道直行的士人甘于孤貧的自嘲而已。

　　正確地理解和弘揚屈原的王道理想，是蔣驥研究屈原和楚辭的自覺使命，他不僅“友其德”，也“維護其德”，《山帶閣注楚辭》寄托了他的抱負和愁苦，他也相信“百世之下聞風者亦有所興起”。（朱聞宇，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