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毛澤東云：中國有兩部大書，一部是司馬遷的《史記》，另一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不得志的情況下撰寫的。唯其有才，故能寫出好書，值得閱讀；唯其不得志，故能寫出深刻的書，值得參悟。

　　司馬遷縱橫恣肆，直抒胸臆。《貨殖列傳》，閱盡人間百態；《刺客列傳》，沉郁凄美，蕩氣回腸。《史記》不虛美，不掩惡，盡顯真精神。

　　司馬光厚德載物，憂國憂民�！顿Y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鐘長鳴、讀史明智，“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赤子之心淋漓盡致。

　　如果說《史記》展現了道家的自由與灑脫，那么《資治通鑒》則體現了儒家的使命和責任。鑒于《資治通鑒》用294卷的篇幅，記載了戰國至趙宋建立前1362年的歷史（若加上倒敘則超過1400年），涵蓋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內容。其內容之深厚、史實之繁復，則是《史記》所不能比的。我們讀史，選擇了《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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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伯是春秋末期主持晉國國政的權臣。當時，智氏與趙氏、魏氏、韓氏四大家族把持著晉國國政，尤以智氏實力最強。公元前453年，趙魏韓聯合起來滅亡智氏，瓜分了晉國。這是《資治通鑒》用倒敘手法記載的第一個歷史事件。

　　強大的智氏家族為什么滅亡了呢？司馬光從接班人的選擇講起。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后。”《資治通鑒》習慣用“初”這個字開頭，交代一段歷史背景。智氏家族的大家長智宣子，決定選嫡子智瑤為嗣卿。有族人反對說，智瑤雖有“五賢”（五大優點）：長得帥氣，武藝高強，多才多藝，能說會道，強毅果決；卻有一個最大的弱點——“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為人刻薄寡恩，不會籠絡，謂之“不仁”。如果為君不能施政以仁，自恃“五賢”，盛氣凌人，會給家族帶來禍害。智宣子不聽。

　　趙氏家族也在選嗣卿。趙簡子的兒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父親打算考考他們。趙簡子把兩支寫著“訓誡之辭”（教導青年修身自律之類的警句）的竹簡，分別交到兩個兒子手上，叮囑他們牢記在心并保管好竹簡。三年之后，父親問，還記得竹簡的話嗎？大兒子伯魯忘得精光，竹簡也找不到了。小兒子無恤卻背得滾瓜爛熟，竹簡也藏在隨身的衣袖里。“于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后。”顯然，趙無恤的謹慎、謙卑、細心，讓父親決定立他為接班人。這就是趙襄子。

　　智宣子去世后，智瑤繼位，世稱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國政，處事強霸。他以籌措軍費的名義，要韓氏家族獻出一座城邑。韓康子不敢得罪他，想把禍水外引，就給了智伯一座萬戶的城邑。

　　智伯繼而再向魏桓子索地。開始魏桓子覺得智氏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絕�？伤�的輔臣任章卻建議采用“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驕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結交利害攸關的盟友，共同對付智伯。老謀深算的魏桓子也給智氏送了一座萬戶之邑。

　　當志得意滿的智伯進而求地于趙襄子的時候，遭到了堅決抵制。智伯于是帶上韓魏軍隊一起攻打趙氏。

　　面對氣勢洶洶的智氏聯軍，趙襄子有三個戰略要地可以避難：長子、邯鄲、晉陽。長子城高池深，邯鄲糧草豐足，趙襄子都不去，選擇去晉陽！他說城高池深，說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糧草豐足，說明老百姓的賦稅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時，命尹鐸治理晉陽，輕徭薄賦，晉陽人心最可依賴！于是，趙襄子選擇晉陽作為自己抗擊聯軍的根據地。

　　智伯率領三家聯軍把晉陽城圍得水泄不通，甚至決汾水以灌城。圍城兩年，晉陽軍民同仇敵愾，毫不動搖，“沉灶產蛙，民無叛意”！

　　智瑤乘車巡視攻城。他坐在最尊貴的左側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間駕車；韓康子“驂乘”，在右側持兵護衛。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關系卻不平等！威風十足的智伯不無輕佻地說：“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國��！”霸氣外露引起了兩個盟友的憂慮，因為二子擔心“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絳水可以灌（韓都）平陽也！”

　　魏、韓二子的憂慮很快就被智伯身邊聰明的謀士疵所察覺。他提醒主公，魏韓必反！智伯問，先生怎么知道呢？疵回答，從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晉陽城破在即，二子不僅沒有喜色，卻憂心忡忡，不就是擔心唇亡齒寒，趙氏亡，下必及于韓魏嗎？

　　次日，智伯以此質問魏桓子和韓康子。二子矢口否認，說一定是有人充當趙氏的說客，想讓您懷疑我們而放松了對趙氏的攻擊。我們都盼望早日分享趙氏的田土呢，怎么會去做危險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辯解，完全不理會疵的分析。

　　被圍困在晉陽城的趙襄子決定反擊。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說韓魏兩家，唇亡齒寒，趙亡，難必及于韓魏。于是，三家約定日期，決定聯合反攻智氏。

　　這天夜里，趙襄子突然對岸上軍隊發動襲擊，并掘開水壩，倒灌智氏駐軍營地；韓魏兩軍也從側翼進攻，大敗智氏軍隊。智伯被殺，智氏家族滅亡。

　　司馬光接著用“臣光曰”，討論到領導者德與才的問題，認為仁德是領導者最重要的素質。智伯狂妄霸道，利令智昏，誤判形勢，輕視對手；主要是仁德不夠。相反，趙襄子在被父親選中為接班人的時候，就表現出過人的精明和細致，懂得人心最重要，比智伯更懂政治。

　　總之，智伯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領導者應有的素質和應有的領導能力是什么，應該如何謙虛謹慎處理國務政務。《資治通鑒》之所以從智伯開始，固然跟三家分晉的時代有關系，同時，也是想借此提醒領導者：智伯是一個反面典型，修煉品德，仁愛得眾，比“匹夫之能”的“五賢”重要，領導者不能重蹈智伯的覆轍。（張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