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都成了“孩奴” (圖片來源：資料圖)

　　“父母把你們養育成人，要花多少錢?”這是吉林大學附屬中學給初三學生布置的一道親情作業題。300多份答卷交上來，孩子們自己嚇了一跳：最少的也在50萬元以上，最高的達到130余萬元。算完這筆賬，有的學生當堂痛哭流涕。

　　孩子們的計算結果并非不靠譜兒。早在2005年，著名社會學家徐安琪，便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刊物《青年研究》上發表調研報告稱，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大學畢業，父母的直接經濟支出高達48萬元，當然，這還是5年前的數據。

　　雖然家庭經濟狀況不同，養兒花銷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隨著社會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育兒成本高漲，已是不爭的事實。繼“房奴”、“卡奴”之后，“孩奴”一詞在中國的流行，把不少含辛茹苦的父母又狠狠“黑色幽默”了一把。

　　養大一個孩子50萬元打底，100萬元不稀奇

　　“吃進去的奶粉，進口的100多塊錢;拉出來的，要用尿不濕，名牌的又100多塊錢，進出都要錢，整個兒一雙向收費!”對電視劇《蝸居》中的這句臺詞，“80后”的付先生刻骨銘心。

　　付先生在長春市一家事業單位工作，月收入不到3000元，自去年7月幸福地當上爸爸后，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撲面而來：“到目前為止，每個月光小孩的花費就得6000多元：買進口奶粉，一個月得2000多元;請保姆，每個月3000元，再加上玩具、衣服、尿不濕……要不是長輩支持，靠我們小兩口還真養不起一個孩子!”

　　付先生的爸爸是一家鋼鐵公司的股東，孩子的日常開支，當爺爺的負擔了一多半。兒子5個月大時，付先生給他報了一個早教班，一年半要兩萬元，加上這筆開支，迄今他們已花在孩子身上7.5萬元。想想今后漫漫長路，付先生壓力重重。

　　大學輔導員任老師，兒子兩歲半，夫妻倆正為選幼兒園的事發愁：“想送孩子上個好點的幼兒園，比我們上大學時都貴!像省政府機關幼兒園、師大實驗幼兒園，每個月要1000元，進雙語班，學費還要加倍，照此計算，4年下來，光是交給幼兒園的費用就得9.6萬元!”

　　吉大附中的王同學，父母都是工人，他每月的支出情況，與家境類似的同學基本一致：“英語家教300元，奧數班200元，加上餐飲費、交通費和平時購物，一個月怎么得將近1600元。”按這個數目推算，初、高中念完，6年要花11萬元。他的同學小楊，列完賬單當場哭了：“因為媽媽下崗，家里月收入只有1500元，幾個月來，家里收支都是負數。”

　　“雄關漫道真如鐵，高中過后是大學”，刁女士家境還算不錯，自己經商，丈夫在機關工作，可女兒上大學后，家中經濟也明顯感覺緊張：“她在中國傳媒大學讀播音主持專業，每年學費1萬多元，房租1萬多元，生活費每月3000元左右，再加上平時演出的服裝制作，每年花費近6萬元。而我和他爸，平時兩人每月也就花2000多元。”

　　“在城市，把孩子養到22歲大學畢業，即便是節省的情況下，也需要50萬元左右。”采訪中，所有為人父母者都幾乎肯定地給出了這個數。在一家會計師事務所任職的郭先生，向記者展示了他兒子的成長預算：“從出生到滿兩歲，已花銷4.6萬元;今后吃喝穿用住行，每月1200元，20年計29萬元;幼兒園每月1000元,4年4.8萬元;小學到高中，12年正常教育支出6萬元;大學4萬元，合計48.4萬元;加之可能涉及的擇校費、醫藥費等5萬元，總額53.4萬元。”

　　“如果兒子將來讀碩士，加4萬元;如果出國留學，加20萬元;如果算上買房結婚之類費用，再加20萬元(付首期房貸)。把這些都包括在內的話，到兒子基本獨立那一天，我們花在他身上的錢總計可能達到94萬元。”郭先生苦笑：“如果我掙的錢不夠他花的，那么兒子受罪;如果我掙的錢只夠他花的，老來就是我和他媽受罪了。”

　　育兒觀念變化是養育成本高漲的重要推手

　　“家庭收入的50%都用在孩子身上，不敢輕易跳槽，不敢生病，不敢有任何高消費，孩子就是唯一。”對于高昂的育兒成本，不少父母叫苦連天，有人形容：“生了孩子就給套牢，股票可以解套，這只股永遠也解不了”，還有人戲謔“房奴+孩奴=一生為奴……”

　　實際上，隨著生活水平提高、生育率降低，“育兒成本高漲”在世界范圍內是普遍現象。不過，在部分發達國家，政府的生育補貼和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家庭的育兒壓力。據了解，在美國，一個中等家庭每年用于撫育孩子的錢，大約占家庭稅前年收入的20%左右，而在中國普通工薪家庭，這個比例可能達到35%，甚至50%以上。與此同時，近些年來，中國商品房房價一路飆升，普通家庭經濟支出驟增，生兒育女便愈覺重負。網易2009年年底的一項調查表明，超過八成的中國年輕家長，感到撫養孩子的經濟壓力太大。

　　刨除物價上漲因素，中國家庭育兒成本的直線上升，還與特殊國情下中國父母的育兒觀念有關。分析受訪家長的育兒支出結構，可以看到，在50萬元這個區間，孩子的生活費約占3/5，教育費約占2/5;超過50萬元這一區間的，所增成本大部分是投入到了教育上，此外，還有為孩子結婚買房的支出。

　　“如今家里就一個孩子，三代一個寶，總想盡力把最好的給他(她)”，采訪中，記者發現，從奶粉、尿不濕到衣服、玩具，家長大都要選擇“檔次還說得過去的”，而這又直接刺激了相關嬰幼兒消費品價格的上揚。有關資料顯示，多數城市家庭孩子，在出生頭3年，年均花銷達到1.5萬元。

　　而在教育消費上，家長更是舍得投入。在一些社會早教機構，記者看到，盡管一年的學費動輒上萬元，課堂上仍人滿為患。抱定了“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想法，再“天價”的幼兒園也有家長給孩子報名。而等孩子到了入學年齡，父母們又開始不惜重金為孩子跨學區擇校、報各種輔導班。

　　“沒辦法!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將來不是重點大學畢業，找個像樣工作都困難。與其日后讓孩子啃老，不如趁現在年輕能打拼，咬咬牙，給孩子創造最好的成長條件。”孫先生的話，代表了一批家長的心聲。

　　孫先生的兒子，6月即將小學畢業，因學區內沒有重點中學，孫先生正發動各種關系想辦法，“實在不行，就只好貸款在重點中學所屬學區內買房”，當然，買房的花銷比擇校費還要高出幾十倍，為此，孫先生愁得滿嘴起泡。

　　“不讓擇校了，輔導班恐怕就更火了”，在機關工作的胡女士說，“畢竟優質教育資源分布還不均衡，對于那些上不了重點校的孩子而言，校內師資不行，只能校外找補。”胡女士的女兒小學四年級，參加了5個課外班：英語、奧數、演講、舞蹈、鋼琴。每天下午3點，胡女士就要請假接孩子，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個輔導班之間。“如果現在不學習十八般武藝，將來就會被有十八般武藝的人擠垮!”胡女士常常這樣語重心長地教導孩子。

　　“現今想找到一個沒有參加過輔導班的孩子，比尋找恐龍還難。”李先生和妻子都在醫院工作，經常值夜班，時間很緊張，目前只能接送孩子上一個周末的英語班，但看到別的孩子都在學特長，他們心里也很著急：“不報班，孩子不一定落后，但一定不會成為最優秀的。做家長誰不想自己的孩子出類拔萃?而培養一個優秀的孩子，就需要在各方面進行學習和補充。”

　　“生育數量變化，帶動了育兒觀念的變化。貧困時代，一個家庭有好幾個孩子，家長是粗放式養育。而現今多為獨生子女，父母視其為掌上明珠，對孩子的期望值也很高，都是精細化養育，吃要好的，用要好的，上學更要好的。在育兒成本高漲的背后，育兒觀念是一只重要推手。”吉林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博導車文博說。

　　對孩子過度付出容易造就出溫室花朵

　　社會節奏加快，人際競爭加劇，育兒成本高昂，這種情況下，“生，還是不生”成了一個問題。過去有句老話叫“只愁生，不愁長”，如今是“既愁生，又愁長”。

　　“要孩子，不僅直接經濟支出數額龐大，隱性的精力與體力付出，更是難以估量。100萬元養大個孩子，到老那天，誰借誰的光，尚不一定，不如買房，省心省力，保值增值，退休后還能靠房租補貼養老金。”在一家韓資企業做翻譯的小樊，已經和丈夫定下協議：“不要孩子買房子，自由自在當丁克”。

　　今年35歲的于先生，因自感“經濟條件差強”，也和妻子選擇了“主動不育”：“雖說‘窮有窮養，富有富養’，可花50萬元、100萬元培養起來的孩子，和花10萬元、20萬元培養起來的孩子，能一樣嗎?”

　　上世紀80年代，“丁克”在中國還是一個頗有爭議的“稀有品種”，而現在，國內丁克族總數已突破60萬。雖然“丁克”的理由五花八門，但“養孩子各方面投入太大”無疑是一個主因。

　　“中國處在轉型期，一些企業急功近利，加之政府監管不到位，導致出現毒奶粉、童裝甲醛超標等事件，使得百姓對國內產品缺乏信任，紛紛購買洋品牌，從而增加了育兒成本。同時，因優質公共教育供給不足，社會機會不均，教育產業化一度帶來高收費，令教育支出成為壓在百姓頭上的一座大山。”華中師大社會心理學專業的王教授表示，政府要一方面著力規范相關嬰幼兒消費品產業，一方面加速推進公辦教育的均衡發展。

　　專家表示，在政府積極采取各項措施的同時，家長也要科學調整育兒觀，擺脫普遍存在的認識誤區。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中國家庭的傳統。”吉林教育學院副教授張連和說，“但孩子成長是有其自身規律的，不考慮孩子的接受能力與個性喜好，拔苗助長式的培養，反而可能導致‘練不成好鋼，倒成廢鐵’的現象。不因材施教，不顧及孩子的興趣，只能是大投入小產出。”

　　“中國父母的很多負擔，其實是自己強加給自己的。”華中師大的王教授表示，在西方，父母注重對孩子人格的培養和尊重，鼓勵孩子自由發展;而中國父母將孩子日后能否出人頭地，作為自己人生的重要目標，并將對孩子的巨大投入，看成是愛的主要表達方式，窮一生之力為孩子保駕護航，甚至把孩子的婚姻、住房、孩子的孩子都包攬在身上。他說：“中國的父母要想不淪為‘孩奴’，就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教育理念。對孩子加倍愛護、過度付出，既加重了自身負擔，又容易造就出溫室里的花朵、被寵壞了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