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745年，英法交戰，法軍的5.2萬人和英國與荷蘭的4.6萬精兵擺開陣勢，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附近的山包上親自觀戰。當雙方接近到毛瑟槍射程之內的時候，英軍指揮官查理·赫伊大喊：“法國衛隊的紳士們！開槍吧！”不料法軍的指揮官安托歇伯爵卻回答說：“先生們，我們從來不先開槍！你們請先開槍吧！”結果，這樣的君子風度代價慘重，英荷軍隊一陣排槍，就把法軍陣線打垮。這一仗，法軍差一點打輸，靠國王親自督戰才挽回敗局。

　　這是250年前的事。仗打得這樣有禮貌，現在聽來未免過分迂腐，簡直不可思議。常有人說，既然是戰爭，還講什么規則。然而，戰爭不講規則的說法，貌似有理，卻不符合人類歷史。戰爭從來就是有規則的，人類的戰爭史是一個規則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這些規則的產生，道理很簡單：我們常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政治不能不講規則，規則是政治能夠得以進行下去的先決條件。戰爭也是這樣。戰爭是殘酷的，而交戰雙方之所以愿意守規則，就是因為這樣的規則對雙方有利。

　　戰爭的規則和戰爭公約

　　最近150年，是產生了一系列有關戰爭的國際法規和公約的時代。這些戰爭規則可以用《日內瓦戰爭公約》作為標志，它是人類戰爭技術發生兩次質變的產物，也是人類精神狀態文明化進程的產物。

　　第一次質變是從冷兵器到熱兵器的質變。這一質變發生在西方工業化時代。火藥廣泛使用于戰爭，來復槍和遠程大炮可以大批量生產，鐵路運輸使得大量兵員可以迅速遠距離運送。戰場上的殺戮從面對面的搏殺變成遠距離的射擊。從而，死傷和俘虜數量增加，這是戰爭中最為悲慘的場景。

　　1862年，瑞士紅十字會創始人鄧南特發表了著名的《回憶索費林諾戰場》一書，書中描述了他親身經歷的1859年意大利北部索費林諾戰役中受傷士兵的悲慘命運。他身體力行，建立了中立的國際紅十字會，致力于一視同仁地救助戰場傷員。在他的呼吁下，同年的第一次《日內瓦戰爭公約》提出了保護戰場傷病員的規則。1868年第二次《日內瓦公約》又把這一規則擴展到保護海戰中的受傷水兵。1929年第三次《日內瓦公約》規定保護戰俘，指出戰俘不是罪犯，交戰方必須人道地對待對方戰俘，并且在戰后釋放戰俘。

　　第二次質變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和冷戰時期。核武器的發明和核武器制造技術的擴散，常規武器技術的驚人發展，以及毒氣和生物武器的出現，使得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同時，二戰中發生的正規軍對平民的大規模屠殺，如納粹對猶太人、吉普賽人的種族滅絕性屠殺，日軍在我國南京的大屠殺，等等，使戰后的人們一致認識到，無論如何必須防止再次發生這樣的人間慘劇。在戰爭后期，盟軍對德累斯頓、柏林、東京的大規模轟炸，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針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襲擊，也令戰后西方有良知的人們反省。雖然這是二戰本身的戰況漫長嚴峻的結果，但是，人們也在致力于今后盡量避免這種導致平民大量死亡的戰爭殺傷手段。

　　戰后不久，1949年的第四次日內瓦公約，補充和改寫了前三次公約的條款，增加了戰時保護平民的內容。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戰時平民置于國際法的保護之下，明確禁止戰爭期間有意殺害、刑求、綁架平民，禁止對平民實施超出司法權范圍的審判和處罰。1977年，又一次擴充了1949年關于保護平民的日內瓦戰爭公約的內容，把對平民的保護延伸到那些非正式宣布為交戰國的公民，以及內戰沖突中的平民，還有在交戰國家或區域活動的任何提供宗教、醫療和人道援助的人士。

　　這些有關戰爭的公約，具有國際法的效力。從此以后，違反這些公約的條款，就被視作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罪行。關于戰爭的國際法的效力，建立在涉及戰爭的所有人的一項共識的基礎上：正義和實現正義的手段不可分離。不管引致戰爭的分歧是什么，正義的目標不能用非正義的手段來實現。

　　然而，恪守戰爭公約并不簡單。軍隊在面臨對方兵民不分的戰術的時候，事實上沒有能力真正辨別兵民的差異。即使是打算恪守規則的軍隊，也有執行的現實困難。當士兵們面對游擊戰，面對“拿起槍是兵，放下槍是民”，男女老少兵民不分的對手時，沮喪、恐懼和憤怒，必然使得軍人在無法分清兵民的情況下，趨向于不分兵民地還擊。而正規軍隊在這樣還擊的時候通常處于優勢。所以，兵民不分的戰術必然是平民遭受最大傷害的戰爭形式，而采用這種戰術的領導人通常會為了動員民眾而隱瞞這一悲慘的真實。

　　因此，對于國與國的交戰，不存在永遠只對一方有利的戰爭行為。對已有規則的共同遵守往往是出自利益的考量，這是人的趨利避害的天性和人的常識與理性在起作用。從雙方實力態勢出發，率先“修改”已有規則，不照牌理出牌，不按規則對抗，所得到的“便宜”是暫時的，因為要么對方用實力迫使你回到已有規則上來，并且懲罰你的犯規以懲戒后來者，要么你迫使對方采用你“修改”了的規則，也不受約束地反擊報復，其結果必然是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打擊，而更大更長遠的傷害來自于雙方軍民道德水平的雪崩式下降。這就是150年來，世界各國不斷地建立新的戰爭行為規則、而很少有人公開地否認這些規則的原因。

　　第三次質變的考驗

　　二戰以后的幾十年，是人類歷史上關于戰爭和戰爭行為、限制軍備和武器、懲罰戰爭罪行的國際會議、公約、國際法庭設置等，做得最多的時代。今天戰事的結果，已不是戰敗者的割地賠款，而是戰勝者的援助重建。援建甚至與戰爭同步規劃，戰爭與救援敵國難民同時進行，這是人類戰爭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用常識就應該能夠看到，新的戰爭人道標準，是有利于整個世界的文明進步的。這仍然依賴于今天的人們對世界局勢的共識，對共同規則的遵守和承諾互信。

　　“9·11”恐怖主義襲擊，正是對各國公認的戰爭規則的公開挑戰。“9·11”事件后，布什總統說，這是美國面臨的一場新的戰爭。這一說法引起了爭議。在記者招待會上，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女士對持不同意見的記者不客氣地說：如果你認為這不是戰爭，那請你再看一遍世貿大廈遭襲擊的錄像吧！問題不在于“戰爭”這一定義是否一致。在現有國際法對戰爭的定義中，是包括了反恐怖主義活動的。問題在于，現在恐怖主義一方到底想把世界拉向哪個方向，各國政府和人民又想讓世界向哪個方向發展。

　　在“9·11”展示的戰爭狀態中，恐怖分子可能根本不是匿藏國的公民，可以對他們匿藏的國家不負任何責任。“9·11”事件以后，一些人替那些采取自殺式襲擊方式的恐怖分子說明理由，這些理由簡單地說就是，按照現有的對抗規則，你是強者，我是弱者，我永遠打不過你，現在我不按規則，我就可以專門找你的弱處打，就能夠打過你。他們說，這是弱者唯一的選擇。所以，談不上對恐怖分子目標正義性和道德性的譴責。改變了的，只是對抗的方式方法，是手段的不同，而恐怖分子的犧牲精神甚至是值得欣賞的。

　　但是，為恐怖分子辯護的人們卻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恐怖活動之所以得逞，正是因為恐怖分子了解當代文明社會的規則，采取了這樣的態度：你要顧忌無辜平民的生命，我不顧忌；你不僅要顧忌本國平民的生命，還要顧忌他國平民的生命，而我不僅不顧忌敵國平民的生命，甚至也不顧忌自己國家平民的生命。所有采取實用主義政治觀，認同恐怖分子這種“方式方法”的人，其實都認同了這種不顧無辜平民生命的哲學。

　　恐怖分子和當代國際社會的關鍵區別正是在這里：在對抗的規則中要不要顧忌無辜平民的生命？

　　當代恐怖主義對現有戰爭規則的挑戰來源于戰爭技術手段的第三次質變，這就是當代技術的突飛猛進和擴展，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散兵游勇都有可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甚至小型核武器。交通運輸的發展，使得再森嚴壁壘的國界也可能被突破滲透，何況一向比較開放的歐美國家。人員的交流，種族的混合，使得當代世界已經不可能像歷史上那樣根據民族或國籍來辨別敵我。當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因特網的普遍使用，使得恐怖活動既可以高度分散，又可以瞬間協調，恐怖打擊可以在任何出乎意料的時刻出現。“9·11”恐怖襲擊典型地表明了恐怖活動的全部優勢：它以最不顧忌無辜平民生命的姿態，打擊最不設防、最軟弱、最無辜的平民。

　　“9·11”恐怖活動就這樣提出了他們的對抗規則：他們是不打算顧忌無辜平民生命的。他們隱藏在遠方的角落里，混合在被他們愚弄的平民當中，隨時找機會再次出擊。這是一場十分危險的對抗游戲，失控而傷害的將是世界各地的無辜平民，最終受到最大傷害的必定是匿藏恐怖分子國家的平民。這場對抗把全世界放到了十字路口，一旦失控，有可能影響未來全球政治對抗和平衡的規則，150年來人類對戰爭行為的規范和制約就有可能走回頭路，甚至影響人類文明的走向。

　　值得慶幸的是，全世界各國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看到了這一危險性。特別令人注意的是，所有伊斯蘭教國家的領導人顯然看到了這種危險性。“9·11”事件后出現了各國政府罕見的對恐怖事件的一致譴責，一致承諾打擊恐怖活動。美國政府也看到了這一危險性，漸漸顯示出后發制人的姿態。在國內加強反恐怖立法的同時，極力宣揚要堅持60年代以來取得的民權成果，表示要堅持各種膚色、種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人在美國和睦相處的理想。在對外備戰的同時，用最大努力爭取世界各國政府對反恐怖戰爭的理解，國會最近已經通過撥款3.2億美元用于向阿富汗難民提供糧食等援助。戰爭打響之前，美英等國已經承諾將來幫助阿富汗恢復建設。

　　這一姿態表明，國際社會將盡一切可能堅持已有的戰爭行為規則，不讓恐怖主義的對抗規則占上風。這種一致性是以往很少見的，恰恰表明政治家們對它的極端危險性的共識。這種一致性后面有對各自利害和共同利害的考量，這種考量本身表明理性在起作用，這是全世界一致共同對抗恐怖主義的基礎。可以預料，在未來的新的戰爭行為規則里，將會有世界各國一致地撲滅一切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