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一八九八—一九五八）著名文學史家，文物考古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及文學研究所所長。

　　鄭振鐸，原名木官，字警民。原籍福建長樂，生于浙江永嘉（今溫州市），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與瞿秋白、耿濟之等人創辦《新社會》，宣傳“五四”新文化思想。一九二一年到上海，先后主編《時事新報》的《學燈》和《文學旬刊》，一九二三年起主編《小說月報》。一九二五年，與葉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編《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一九三一年九月后，到北平燕京大學中文系任教，并主編《文學》月刊和《文學季刊》。一九三四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創辦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危險艱難的條件下，與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列寧文選》。新中國成立后，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并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學研究所所長。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王國訪問時，因飛機失事而犧牲。

　　鄭振鐸的學術活動貫穿于他一生的工作中，涉及到社會科學的許多方面，其突出貢獻主要是在新文學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探討、中國文學史的建樹、中國文物考古學的開拓三個方面。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鄭振鐸堅持新文學的現實主義的方向。他在《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文學的定義》、《文學與革命》等文章中，把文學比作“人生的鏡子”，主張文學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為此，他十分強調生活對于創作的重要作用。在長期的創作與研究過程中，鄭振鐸有完整的現實主義文學觀。他認為，第一，文學應當“為人生”；第二，我們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它們將成為中國文壇的趨向；第三，作品中不僅單純需要“血”與“淚”，而是必須顧到“文學”

　　二字，必須有審美指向；第四，作者真切而深摯的“血”和“淚”的經驗與感覺，是審美指向成功的關鍵；第五，作品中要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以此來指導如何載取社會生活斷片，使作品顯示它的意義；這種最高理想，又不是硬嵌進去的，而是“融化”進去的，使之成為作品的有機部分，成為作品的靈魂。這就避免了標語口號式的文學。

　　鄭振鐸的學術活動中，對古典文學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特別是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的關注的時間最長，成果也最為豐饒。早在“五四”新文學發韌之初，他就對整理古代文學遺產，發掘其中民主性精華有較清醒的認識，沒有絕對化地一味要打倒、要拋棄。他在主編《小說月報》伊始，就在該刊組織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討論，并且自己撰文明確表示：“我主張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里，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他把整理國故看成是新文化運動的題中應有之義。一九三八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是鄭振鐸的一部代表作，標志著中國“俗文學”學科的正式建立。他把“大眾的”視為俗文學的第一大特征，認為“俗文學是發生于民間，為民眾所寫作，且為民眾而生存的”。同時，鄭振鐸還對俗文學本體進行研究，指出俗文學由集體創作，在民間流傳，廣大民眾既是俗文學的作者，又是它的傳播者和享受者。

　　鄭振鐸對中國美術史，特別是美術考古和古代社會生活方面的文物資料，進行了廣泛的收集和開拓性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他主持全國的文物管理和圖書館、博物館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國文物考古事業的主要奠基人。鄭振鐸對中國古代版畫資料的收集與研究，花費了許多精力，他率先墾植了中國美術史上這片被人忽視的處女地。抗戰勝利以后，鄭振鐸就著手編纂《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零年，這部二十四輯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出齊，共計六百十八版，收錄各類圖片三千零三幅，從上古、殷商、春秋戰國，一直至清代，選錄了大量精致的睛，特別是刊載了許多歷史發掘中尚未正式發表的考古照片，相當充分地體現了那個時期的考古成果，實在是難能可貴。鄭振鐸還為部分圖譜撰寫了說明，既有各輯所涉歷史情況的總體說明，又有每個圖版和每幅圖片的具體介紹。這部“圖譜”，不僅為人民大眾學習了解我國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方便，對于搜集資料不易的史學工作者也大有裨益。

　　在鄭振鐸的生命路程和學術研究生涯中，他強調學術創新，認為創新是學術前進和發展的動力。一九五六年鄭振鐸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考古學組組長的名義，與尹達、夏鼐等一道，主持制訂了《考古學研究工作二十年遠景規劃》，這個規劃的基本設想是，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務應該放在創新方面。

　　這就是說，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學水平，以便取得翔實可靠的實物資料，然后利用這些新取得的資料，結合過去積累的成果，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使考古學成為真正的歷史科學。鄭振鐸就是這樣，以百折不撓的毅力，完成了史學、文學、文物考古等方面一系列彪柄史冊的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