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蒙都運、都大、判院以某新建駟馬樓落成有日，寵賜佳詞，為郡邑之光，輒勉繼嚴韻，以謝萬分。

　　百堞龜城北，江勢遠連空。

　　杠梁濟涉，渾似溪澗飯長虹。

　　覆以翬飛華宇，載以魚浮疊石，守護有神龍。

　　好看發源水，滾滾盡流東。

　　司馬氏，凌云氣，蓋。

　　當年題柱，從此奏賦動天容。

　　果駕軺車使蜀，能致諸蠻臣漢，邛道仍通。

　　寄語登橋者，努力繼前功。

　　【鑒賞】：

　　成都城北舊有一座清遠橋，相傳即漢代的升仙橋（一作“升遷橋”）。據晉代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蜀郡州治》，橋有送客觀，漢代著名辭賦家司馬相如最初離蜀赴長安時，曾題辭于此，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太平御覽·地部·橋》引《華陽國志》作司馬相如題橋柱云云，與單行本稍有不同），意即不做高官誓不還鄉。后來此志竟成，果然以“欽差大臣”的身份乘赤車駟馬返蜀，一時太守以下郊外迎接，縣令背負弓箭為之開道，蜀人把這視為榮耀（參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唐岑參《升仙橋》“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注水，滔滔無盡期。”即詠其事。升仙橋南宋時業已破舊，孝宗紹熙十六年（1189）十二月至十七年四月，身為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的京鏜將其重加修建，改名“駟馬橋”，并撰有《駟馬橋記》。觀本篇小序可知，橋將竣工時，同僚們賦詞祝賀，作者遂填此闋以作答謝。但，原唱今已失傳，只剩下這篇“報李”之作了。全詞緊緊圍繞“駟馬橋”在作文章。

　　“百堞”二句，先寫此橋所在之地、所跨之江。“龜城”是成都的別名。相傳戰國時秦大臣張儀初筑此城，屢筑屢壞，后見大龜從江中而出，巫者讓張儀按龜之行跡筑城，果然城筑而不壞。見宋祝穆《方輿勝覽。成都府。郡名》。“江”，此指郫江，系長江上游支流之一，經成都北，折向南，與都江會合。郫江氣勢磅礴，遙接長天，景色極為雄闊，又得雄偉綿延之城垣映襯其間，更其壯觀，而“江”既浩蕩若此，則“江”上之“橋”的巍峨與伸展不問可知。寫“江”正所以寫“橋”焉。然而“江闊橋更長”的寫法，在詞人猶覺不足以顯示“橋”的氣魄之大，故下文又設喻為夸張。以“長虹”擬“橋”，這是夸大；以“溪澗”擬“江”，這是夸小。駟馬橋的矯健雄偉，就在這“大”與“小”的對比中突出出來了。司馬相如《子虛賦》中的楚使子虛以云夢澤“方九百里”夸言楚國之大，齊烏有先生則以齊國“吞若云楚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帶芥”抑而勝之。本篇筆法，與此相近。細細品味，“杠梁”二句的精彩之處尚不止于此。如“濟涉”字、“飲”字，也都是詞眼所在。就事實而言，“江”動而“橋”靜“但據實寫來，便無詩意。詞人采用擬人化的手法，將橋墩比作人腿，寫”橋“邁開大步涉水過江；又將橋身比作渴虹，張開大嘴吮吸湍流。—”靜“物”動“寫，整個畫面就活起來了。前四句，作者作遠觀江橋，先繪背影，再描橋姿，層次分明，讀者心中已生橋之大概。”遠“”渾“等詞極具氣魄，橋之偉岸淋漓盡現于此。

　　以上從大處落墨，是對駟馬橋的宏觀描寫。至“覆以”二句，精雕細琢，轉入微觀。橋巔之，有華麗的飛檐覆蓋著，勢如羽軍鳥振翅；橋底有層疊的石墩負載著，形如魚鱉浮游。似這等巧奪天工、美侖美奐的建筑物，合有神靈護佑。相傳隋軍戰艦自成都東下伐陳時，“有神龍數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船行則龍去，四日之內，三軍皆睹”（見《隋書。高祖紀》開皇八年伐陳詔），于是詞人不假旁搜，順手引入詞中，更為此橋抹上一道奇光幻彩。橋以“馬”名，而詞人在具體摹寫與渲染時，又調動“羽軍”，“魚”、“龍”等動物字詞，且與首句“龜城”之“龜”字遙遙相映，別具匠心。盡客這些飛禽水族均非其實（“羽軍”、“魚”、“龜”分別物化、附屬于“華宇”、“疊石”和“城”，“龍”則純出于虛擬），能夠引發讀者的豐富想象，使人若見羽軍飛于天、龜行于陸、魚浮江面，龍潛水底，這就加倍地給“郫江長虹圖”增添了勃勃生機。作者宏觀寫橋極有氣勢、細處入手更富神韻、語言生動靈活，視角多變，短短三句，橋之精美躍然紙上。

　　自《尚書。禹貢》以后，古人以為長江發源于蜀中的岷山，后世文學家信之不疑，晉郭璞《江賦》曰：“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于濫觴。”蘇軾是四川人，其《游金山寺》詩亦云：“我家江水初發源。”詞人以濃墨重彩描繪此橋傳神之后，不無自豪地宣稱：新橋落成在望，很快便可登橋觀覽，欣賞那剛發源不久的江水滾滾東流了！上闋起處由“江”出“橋”，至此又由“橋”入“江”，峰回路轉，嶺斷云連，章法縝密地結束了上闋。

　　上闋著重寫“橋”，然題面中“駟馬”二字尚無著落，故下闋即轉而述司馬相如事。江勢雄偉，橋姿壯麗，地靈如此，人杰若何？寫江寫橋，自然言及登橋之人，兩闋之間的過渡，亦可謂“山巖巉絕之際，飛梁而行”（明李騰芳《山居雜著》）了。

　　換頭三句，高度贊揚司馬相如的“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閣序》），謂其登橋上路、出蜀赴京之際，氣宇軒昂，壓倒了當世的諸公。以下二句，一則述“題柱”之舉，勾鎖上文；一則進而敘述其入京后牛刀小試，初露鋒芒。按《史記》本傳載其為天子游獵賦（即《上林賦》）獻給漢武帝，帝大悅，任用其為郎官，“奏賦動天容”即是謂此。至“果駕”三句，登峰造極，備述其雄圖大展，衣錦榮歸。傳載相如為郎官數歲，武帝遣其為使其回鄉安撫巴蜀地區，后又出使西南邛、稢等少數民族統治區，致使諸少數民族首領皆請為漢臣，漢與邛、稢間斷絕了的交往自此重新暢通。這兩次出使，于國家而言，穩定了西南邊陲的政治局勢，加強了漢王朝與西南諸少數民族的聯系，貢獻甚大；于個人而言，實現了當年乘赤車駟馬重返成都的豪語壯志，也算心滿意足，利國利家成功成名了，馳譽鄉里，垂名清史對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人生的價值，莫此為甚了。詞人雖只是根據史料，敷衍成文，但無限神往之情，已洋溢在字里行間。

　　作者，推崇前賢，目的是激勵后進；表彰古之登橋者，正為激勵今之登橋者奮起。所以才有卒章顯志、畫龍點睛的最后兩句：“寄語登橋者，努力繼前功！”詞人重修此橋之旨，以“駟馬”名橋之旨，以及撰此詞之旨，便昭然揭出。為山九仞，有此一簣封頂，便出云霄之上，全詞有此作收束意味登時深遠有加。

　　通觀全詞，既為橋而作，則上闋寫橋由粗及精，繼而下闋獨展“駟馬”之旨趣，由古勵今。層次分明。不乏深意，實屬佳作。就思想內容而論，本篇不可避免地表現出某些封建社會士大夫階級的局限性，如大漢族主義傾向、對于個人功名利祿的汲汲追求等等，這些固然不足��；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詞人所歌頌的并非古人為祿利爭奪之為，而是符合國家、民族利益之舉，詞人贊此，也是想表達個人的榮耀應在為國家、民族盡職盡責中實現詞中所含蘊著的奮發、進取精神，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唐宋詞里司馬相如事者汗牛充棟，大抵著眼于他的文學才華以及他與卓文君的浪漫愛情，而本篇獨取其在政治建樹，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逆言之即“見仁者仁，見智者智”，如果說他人之詞乃詞人之詞，那么京鏜此詞則便是政治實干家之詞了！

　　有宋一代是我國文明與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階段，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出繁榮局面，其表現之一即地方官吏頗留意于保護整修古跡、新辟名勝，功成之時，輒延請名士或親自揮毫為文以記，故此類散文佳作層出不窮，如范仲淹《岳陽樓記》、歐陽修《豐樂亭記》、蘇軾《超然臺記》、陸游《銅壺閣記》等皆是。我們常說南宋豪放派詞人有“以文為詞”的傾向，這方面僅僅著眼于他們詞中的散文句法是不夠的，還應該注意到散文題材對詞作的滲透。即以此詞而論，它難道不是一篇協律押韻、入樂可歌的《駟馬橋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