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設錦衣衛(wèi)，乃是著名的酷政。其實，明代有許多朝廷官僚以外的、直屬皇帝的專設監(jiān)察、刑獄系統(tǒng)，包括錦衣衛(wèi)、東西廠、鎮(zhèn)撫司獄等，這類系統(tǒng)，自己有軍隊、有監(jiān)獄，又直接向皇帝負責，基本上貫徹于整個明皇朝的始終。《明史·刑法志》把它們與廷杖（皇帝在朝廷打臣僚板子的肉刑）加在一起，稱之為：“明之自創(chuàng)，不衷古制”。一語道破了貫穿明皇朝的特別專制的酷政性質。

　　明之錦衣衛(wèi)，《明史·刑法志》明確說，近于漢武帝時之詔獄。所謂詔獄，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級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詔書始能系獄的案子。漢武帝與匈奴作戰(zhàn)多年，將國家拖入了戰(zhàn)時體制，多用法家酷吏，嚴刑峻法，《史記·酷吏列傳》等篇說，漢武帝晚年，詔獄多達二十六所，關押有郡守、九卿一級高官前后達百余人，牽連對象至十余萬人。不過，在漢代，這類酷政依然只是漢武帝晚年階段較短時期的現(xiàn)象。

　　了解了詔獄的性質，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設置錦衣衛(wèi)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職官五》說：“錦衣衛(wèi)掌侍衛(wèi)、緝捕、刑獄之事，恒以勛戚都督領之……盜賊奸宄，街涂溝洫，密緝而時省之。”明太祖擔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了若干由頭，連殺帶整，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滅了個干干凈凈。這類案子，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如果交給朝官們按法辦理，就有可能曠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這些案子作為詔獄交給錦衣衛(wèi)辦理。這樣來看錦衣衛(wèi)，性質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衛(wèi)”，本就是皇帝的親兵；“刑獄”，自己可以斷獄；加之“密緝”，則又說明其特務機構性質。漢武帝時的詔獄，仍是由朝官辦案，只是嚴刑峻法的政策失誤；明太祖的錦衣衛(wèi)，則以消滅功臣為目的，羅織罪狀，置無罪者于死地。《明史·刑法志》說：“胡惟庸、藍玉兩（大臣）案，株連且四萬（人）。”足見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術不正的產物，所以其后遺癥也特別嚴重。

　　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類酷政不可以為常，所以，在藍玉案以后、也即是功臣都已殺得差不多后的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他就下“詔內外獄無得上錦衣衛(wèi)，大小咸經(jīng)法司”。不過，始作俑時心術已壞而造成的弊政，是難以斷根的，到他的兒子燕王朱棣，借著京城文武功臣已經(jīng)殺光、大傷元氣的特殊機遇，起兵奪了明太祖嫡孫建文帝的帝位，是為明成祖，不免又要大殺忠于建文帝的正直官僚，這卻又需要特務機構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錦衣衛(wèi)重又燦爛輝煌。明初兩代重用錦衣衛(wèi)，其后，有明一代，此弊終難去矣！

　　說清了錦衣衛(wèi)的性質，東西廠、鎮(zhèn)撫司獄等機構的性質，也就容易說明了。東廠始于明成祖，一開始就是從收買建文帝身邊的宦官、刺探消息起家的機構，其特務性質更為明顯，所以正式建立后即專以宦官負責，“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其后明憲宗又增設西廠，東西廠下面則用了一批干事，“京師亡命，誆財（敲竹杠）挾仇（報私仇），視（東廠所屬）干事者為窟穴”，這也就是說，東廠干事成為流氓頭子，“自京師至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冤死者相屬”。鎮(zhèn)撫司獄也是明太祖時建立的詔獄，其后亦由宦官負責。明代的劉瑾、魏忠賢等專權的宦官，大多倚靠錦衣衛(wèi)、東西廠、鎮(zhèn)撫司獄等類帶有特務性質的專設監(jiān)察機構，不斷陷害、誣殺正直大臣，多用酷刑，魏忠賢的狗腿子們，拷掠楊漣、左光斗等正直官僚時，械、鐐、棍、拶、夾棍，五毒俱用，血肉潰爛，即是一例。這終于使整個明代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專制黑暗的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