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現的一種文化思潮，也可以說是道家之學以一種新的表現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稱。

　　"玄"字的本義是一種深赤而近黑的顏色，所以許慎《說文》引意解為：玄，幽遠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經》"玄之又玄，眾玄之門"，言道幽深微妙。"玄學"之稱的由來，正是因為魏晉時期清談家稱《周易》、《老子》、《莊子》三本書為"三玄"，所以"玄學"之名由此而來。

　　東漢末年至兩晉，是兩百多年的亂世，隨著東漢大一統王朝的分崩離析，統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學也開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對兩漢經學的繁瑣學風、讖緯神學的怪誕淺薄，以及三綱五常的陳詞濫調普遍感到厭倦，于是轉而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學論辯。這種論辯猶如后代的沙龍，風雅名士（以嵇康、阮籍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賢"恰是魏晉風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談論玄道，當時人稱之為"清談"或"玄談"。

　　據清代學者趙翼《二十二史剳記》稱，清談之風始于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何晏、王弼可以說是創始人，他們都是當時貴族名士，影響所及，便成一代風氣。《晉書》上所謂"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個魏晉時期玄談風氣。

　　清談家們有一種時髦，就是一邊瀟灑地揮著麈尾，一邊侃侃而談。清談的話題一般都是圍繞著《周易》、《老子》、《莊子》這三本玄妙深奧的書展開，清談的內容主要涉及有與無、生與死、動與靜、名教與自然、圣人有情或無情、聲有無哀樂、言能否盡意等形而上的問題。在正統士大夫看來，諸如此類清談都與國計生民無關，因此就有"清談誤國"之類的說法，如儒家學者范寧就說："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紂。"

　　何晏、王弼主張"貴無論"，說"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說。其后阮籍、嵇康主張"越名教任自然"（《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并"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難自然好學論》），"非湯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與山巨源絕交書》，此篇文采斐然權不談，一般來說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書，甚至是當時魏晉二三子的宣言書，但竊以為，依當時歷史情勢來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說地明白點，便是讓那司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實上顯然不是真的堅決"越名教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莊子注》，此書一出，玄學大暢，"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晉書·郭象傳》）。郭象主張崇有論，認為無不能生有，說"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齊物論注》），又主張"名教即自然"。玄學并不完全排斥孔學，它力圖用道家語言解釋儒家經典，即所謂"引老入儒"，調和儒道兩家。何晏作《論語集解》，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論語釋疑》，郭象作《論語體略》，都盡力把玄學和正統儒家名教加以融通。玄學也尊孔子為圣人，然而把孔子玄學化。如王弼認為孔子貴無，嵇康則言孔子善于養生。其實，即便是攻擊禮法之士的玄學家也重視儒家觀念，阮籍說"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嵇康在家中提倡儒家道德，說"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讓；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

　　總的來說，玄學是當時一批知識精英跳出傳統的思維方式（修齊治平），對宇宙、社會、人生所作的哲學反思，以在正統的儒家信仰發生嚴重危機后，為士大夫重新尋找精神家園。南北朝時，佛教以玄學語言闡述佛理，玄學家也有以談佛理見長者，玄佛合理。東晉后，玄學已與佛學合流，做為一種時代思潮的玄學也就"笑漸不聞聲漸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