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戲曲作家、曲論家。字伯良，一字伯駿，號方諸生，別署秦樓外史。會稽(今浙江紹興)人。王驥德是徐渭的弟子。與沈□也過從甚密，曾為沈□的《南九宮十三調譜》作序。他還在聲韻方面得到過孫如法的“指授”，與呂天成、王澹翁等，也有密切的往來。

　　王驥德曾作雜劇 5種，今僅存《男王后》，傳奇戲曲4種，僅存《題紅記》。

　　《題紅記》初稿為王驥德祖父少時所作，原名《紅葉記》,由傳說故事“紅葉題詩”敷演而成。王驥德“稍更其語，別為一傳，易名《題紅》”，《男王后》寫臨川王寵納男色，兩劇均不見佳。

　　王驥德還曾著《南詞正韻》,校注《西廂記》、《琵琶記》二劇。詩文有《方諸館集》，散曲有《方諸館樂府二卷》，曲論有《曲律》 4卷。他的《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在校勘和注釋上都較為精細。

　　《曲律》在中國古典曲論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全書共 4卷，分40節，內容涉及戲曲源流、音樂、聲韻、曲詞特點、作法，并對元、明不少戲曲作家、作品加以品評，其中頗多精湛的見解。

　　《曲律》中論述了南北曲源流、南北曲的不同的風格。敘述了調名、宮調的來源，并為沈□《南曲譜》增補詞調33章。在闡述聲律與音樂、歌唱的關系時，基本上接受和承繼了沈□的“合律依腔”的觀點。認為字音平仄、四聲陰陽、務頭的斟酌、字音的辨別、閉口字的運用，都要嚴守規矩，與歌唱協調一致。他認為周德清《中原音韻》系為北曲所設，南北曲四聲有別，南曲自有南方之音。為此，他作《南詞正韻》規范南音。明代天啟四年毛以燧刻本《曲律》

　　在戲曲語言上,王驥德也和沈□一樣，主張本色,力詆明初邱□、邵燦等人作品中駢四驪六，綺繡滿眼的頭巾氣。但王驥德與沈□在對本色的具體認識上不盡相同。沈□認為所謂本色就是指民間俗言俚語的運用。而王驥德認為“曲以模寫物情，體貼人理，所取委曲宛轉，以代說詞”。他不是泛泛地反對戲曲語言的文采，而是認為“文詞之病,每苦太文”,也不是片面地理解本色。指出“本色之弊，易流俚腐”。他認為“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湯顯祖）一人──其才情在淺深、濃淡、雅俗之間，為獨得三昧”，并且委婉地批評了沈□欣賞個別的“庸拙俚俗”的曲語。這種認識比沈□高出一籌。

　　《曲律》的另一主要內容是對傳奇章法、句法、字法等的論述。他主張傳奇要注意間架結構、剪裁詳略。“傳中緊要處，須重著精神，極力發揮使透”，引子要“勿晦勿泛”，過曲中“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尾聲“以結束一篇之曲，須是愈著精神，末句更得一極俊語收之，方妙”，賓白要“明白簡質”，要“美聽”；俳諧要“以俗為雅”等等。

　　《曲律》的“雜說”部分，多是品評元、明諸作家和南北曲作品的得失，其中對元雜劇及明代傳奇的作家、作品的評論有許多可取的觀點，如他認為：《太和正音譜》中涵虛子品目并不確切；馬致遠“于《黃梁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而王實甫“于《西廂》、《絲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劇多草草不稱”,二人各有擅長；論曲應當看整個作品,不應以個別字句概其高下等等。

　　前此的戲曲論著大多著重于對作家、作品的簡略評述，記錄作品目錄，作家、演員軼事以及關于戲曲體制、流派、制曲方法的簡單記錄。王驥德第一次對南北曲的創作進行了分門別類的、比較詳盡的探討。這部論著的出現，與明代中葉戲曲的繁榮、沈□等人在戲曲聲律上的建樹，當時戲曲界以沈、湯為首的爭論都有關系。

　　王驥德雖是吳江派的中堅人物，但他對沈□和湯顯祖都有公正而較為中肯的評價。他說沈□“其于曲學，法律甚精,汛瀾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充分肯定了沈□規范曲律,反對“案頭劇”的功績。同時他也指出：“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的問題。他肯定湯顯祖“尚趣”，曲詞“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才情恣肆，文章動人。然而也指出湯顯祖字句平仄，略短于法，“屈曲聱牙，多令歌者□舌”的缺陷。他雖然承繼了沈□的聲律理論,卻能不囿于門戶之見,因而使自己的《曲律》能兼采眾家之長，比沈氏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