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文總集。清代董誥等編，修成于嘉慶十九年(1814)，收唐五代作家3000余人,文18400余篇，共1000卷。以清廷內府所藏鈔本《唐文》 160冊為底本，并采輯《文苑英華》、《唐文粹》、《古文苑》、《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史子雜家等書及金石碑板而成。《凡例》中說，上述各書中的“唐人之文，悉行甄錄”、“單篇斷簡，□輯無遺”,但實際上也有漏輯的;如清勞格就曾指出，《文苑英華》中有一些篇章為《全唐文》所未收（《讀全唐文札記》）。另有一些則是因不合所謂“屏斥邪言，昌明正學，咸歸正道，共登古文盛世”（《全唐文序》）的編輯意圖刪而不錄的；如唐人小說中的《會真記》、《柳毅傳》、《霍小玉傳》、《周秦行紀》、《韋安道傳》，就因“事關風化”、“猥瑣”、“誕妄”而“遵旨削去”。盡管如此，《全唐文》仍不失為一部搜羅宏富的唐五代文總集。它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唐五代文的成就，提供了大量的唐五代文學史料，對于唐五代文學和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全唐文》卷帙浩繁。其體例仿《全唐詩》，改變歷來總集以文入類的體制，而是以文從人，各家名下再按照《文苑英華》的文體分類編排。其總體編次為：首諸帝，次后妃，次宗室諸王，次公主，次臣工，次釋道，次閨秀；其十國主附五代后；至于宦官、四裔各文無可類從，附編卷末。每人之下均附有簡明的作者小傳，略敘里居、科第及歷官始末。次序按時代先后排列，已登第者以登第之年為主，未登第及無可考者以入仕之年為主，處士則以所卒之年為主。

　　《全唐文》由于有精熟唐宋史事的著名學者如徐松等人負責修纂，所以在輯錄時訂正了前人的不少錯誤。如楊炯《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志銘》、《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銘》，過去曾誤編入庾信集中，刊正改入楊炯名下;《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一文,既見柳宗元《河東集》,又見獨孤及《毗陵集》；盧坦之、楊烈婦二傳,見李翱《文公集》，亦見李華《遐叔集》,都加以訂正,歸于一是。內府鈔本《唐文》所誤輯唐以前的宇文□《庾信集序》、尹義尚《與齊仆射書》，唐以后的王□《除郝質制》、馮志亨《普天黃□大醮碑》等文，也均予刪去。但另一方面，此書仍存在著誤收、漏收及人名誤、小傳誤、校勘誤等不少問題。如卷三百五十七高□名下所收《皇甫冉集序》，據今人考證并非高□所作，篇名系《全唐文》修纂者所后加。又如《陋室銘》不見于劉禹錫集，至明代始為人所見,似非劉作,《全唐文》亦收入。再如《云麾李秀碑》,碑文今存較全,而《全唐文》所輯僅其殘本。此外，卷四百零九崔佑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中的“十年三月”，經考訂為“十年三入”之訛,“月”字系編者所臆改。由此可見,這部總集和《全唐詩》一樣，也還有不少需要整理、修訂之處。

　　在編輯《全唐文》時，擔任總纂官的陳鴻墀，利用工作中的便利因仿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例，從許多資料中，把有關唐代文章的各項文獻輯錄成《全唐文紀事》122卷。編排上不采取《唐詩紀事》“以人系詩,以詩系事”的方法,而采取劉義慶《世說新語》的體例,把全書歸為80門,分類編纂,屬于文章故事性質。集中匯集有關唐文的研究資料,頗省翻檢之勞,可與《全唐文》參看。《全唐文》修成后,至同治年間,陸心源利用其□宋樓所藏書，又編成《唐文拾遺》72卷、《唐文續拾》16卷,收入陸刻《潛園總集》,補輯了不少遺文。但其后又有許多遺文陸續被發現，加上近一、二百年來出土的碑文墓志等文物,數量也很可觀,可以用來補《全唐文》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