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圖(837～908)唐代詩論家、詩人。字表圣，自號耐辱居士、知非子。河中（今山西永濟）人。咸通十年(869)進士,官至知制誥、中書舍人。唐末政局混亂，他力求退隱，歸居中條山王宮谷別墅中，游吟于泉石林亭間。曾作《休休亭記》以示放達。

　　司空圖論詩發展殷□、皎然之說，注重含蓄蘊藉的韻味與清遠醇美的意境，提倡“咸酸之外”的“味外之旨”和“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的“韻外之致”（《與李生論詩書》）；講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與極浦書》）。他推崇王維、韋應物“趣味澄□”的詩風，而批評元稹、白居易為“力□而氣孱”（《與王駕評詩書》）。他也贊美過李白、杜甫之作與韓愈歌詩的氣勢奔騰，“物狀奇變”（《題柳柳州集后序》），但并不專主一格。《與李生論詩書》中曾自引其得意詩句，有得于早春、山中、江南、塞下、喪亂、道宮、夏景、佛寺、郊園、樂府、寂寞、愜適等，大都屬于抒寫閑情逸趣而偏于靜美的。他的部分作品如《秋思》、《喜王駕小儀重陽相訪》、《狂題》、《偶書》、《河湟有感》等，也流露了他別有傷心懷抱。

　　《二十四詩品》是他的論詩專著，簡稱《詩品》。其中把詩歌的藝術風格和意境分為雄渾、沖淡、纖□、沉著、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等二十四品類，每品用十二句四言韻語來加以描述，也涉及作者的思想修養和寫作手法。與鐘嶸《詩品》以品評作家作品源流等第為內容是不同的。

　　論詩文而品評風格,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等已開先河。皎然《詩式》分詩歌為十九體，品目更詳,但解釋籠統,分體名目也較牽強。司空圖的《詩品》則不僅分類確切多樣，而且對比較抽象的詩藝特征運用大量形象化比喻，作了生動細致的描繪。這里可以看到唐代詩歌創作高度繁榮，百花齊放所提供的經驗。書中列舉的詩歌風格相當豐富多采，有屬于壯美的，有屬于柔美的，也有兩者結合的。如《雄渾》強調“大用外腓，真體內充”，《含蓄》揭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要求氣象高大壯闊而非浮闊，含蘊深沉精微而不淺率，都是內在美的自然體現。作者對于詩歌藝術特征的探討確是深有會心的，尤其傾心于清遠高妙的韻味風致。諸品中多用山林逸士的生活情趣以及神仙道釋超塵出世的語言來描寫詩歌境界，有些語句說得過于迷離恍惚，容易令人產生神秘之感。然而，“語不涉己，若不堪憂”、“大道日喪，若為雄才”等，字里行間也曲折流露出某種身世時代的悲慨。至于《詩品》全書是否存在嚴密的體系，清代有些研究者曾作過探索。楊振綱《詩品續解》曾從二十四品的次第中尋找其連貫的脈絡。許印芳《二十四詩品跋》則說它“分題系辭，字字新創，比物取象，目擊道存。然品格必成家而后定,如‘雄渾’‘高古’之類,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實境’‘精神’之類,乃詩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但這些分析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

　　《二十四詩品》影響深遠。宋代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說：“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咸，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表示了向慕之忱。嚴羽《滄浪詩話》提倡“興趣”、“妙悟”，與司空圖主張韻味也是一脈相承的。清代王士□標舉“神韻”之說，更奉司空圖、嚴羽的論說為準則。他在《香祖筆記》中說：“表圣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鬲津草堂詩集序》說：“昔司空表圣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沖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論者或對其所取不滿,如《四庫全書總目》說，詩品“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為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王士□對二十四詩品的擷取確有其片面性，但所取卻不能不說是司空圖詩論精神的重點所在。《詩品》在開創文藝批評形式方面有廣泛影響。模仿之作，清代有袁枚《續詩品》、顧翰《補詩品》，還有馬榮祖的《文頌》、許奉恩的《文品》、魏謙升的《二十四賦品》、郭□的《詞品》等。

　　今存《司空表圣詩集》，有《唐詩百名家全集》本、《乾坤正氣集》本、《四部叢刊》影《唐音統簽》本；《司空表圣文集》有《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影舊鈔本。《嘉業堂叢書》本文集與詩集附有繆荃蓀等撰校記。《二十四詩品》不載于今存的《司空表圣文集》和《司空表圣詩集》,但收于《全唐詩》,別有單行本多種，通行的有《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說郛》本、《歷代詩話》本、《四部備要》本等。事跡見新、舊《唐書》本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