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教育廳廳長路鋼受邀赴京參加全國人大《義務教育法》修訂座談會，就《義務教育法》修訂發表自己的意見。與他一起受到邀請的還有另外20名全國人大代表，他們均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代會上領銜提出議案，建議修改《義務教育法》，共計740名代表在這些議案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中小學生近1．8億人。義務教育被視為涉及利益人群最廣的社會公共事業之一，此次立法的意義不言而喻。

    由教育部起草、國務院法制辦最終形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修訂）（征求意見稿）》，由原來《義務教育法》的18條增至95條。新增內容基本涉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點、難點問題，包括貫徹國家教育方針和提高教育質量問題，義務教育的公平公正和均衡發展問題，家庭貧困學生、進城務工農民子女、殘疾兒童平等受教育權問題，以及課程和教科書問題等。

    今天的座談會上，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總量嚴重不足，義務教育投入責任承擔主體分工不明確，義務教育公平公正和非均衡發展問題突出等，成為代表們普遍關注的三大焦點問題。他們認為，義務教育關乎民族素質，政府應切實承擔起義務教育投入的責任，修訂后的《義務教育法》應對如何解決上述問題作出明確規定。

    教育投入不足癥結在于沒有穩定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體制

    “不增加投入，即便《義務教育法》修改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

    增加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一直是歷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們同聲呼吁的焦點。

    我國是世界上少數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國家之一。1993年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提出，到20世紀末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的目標。但至2000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僅為2．87％，遠未達標。2003年，這一比重增長至3．28％，但卻令人遺憾的在增幅上出現了下滑的趨勢。

    長沙市市長譚仲池代表在今天的座談會上援引了教育部和財政部的一組統計數字。2003年，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1365億元，比實際基本需求相差476億元。其中公用經費缺口310億元，校舍維修經費缺口95億元，特困地區專項補助經費缺口44億元，其他則為人員經費缺口。

    在形成征求意見稿之前，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汪永清曾親自帶隊赴全國各地多次調研。調研發現，投入總量不足造成的后果主要表現為：一是不少學校的公用經費嚴重不足，個別農村學校甚至沒有公用經費；二是有的學校還存在危房和欠債；三是一些地方教師工資還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四是學生家長經濟負擔過重，造成部分學生輟學。

    代表們普遍認為，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總量不足的癥結在于尚未建立起穩定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體制。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翟鈞代表認為，立法調整的首要目標必須是把教育經費投入這塊蛋糕做大，并在切蛋糕的時候首先確保義務教育投入。

    南開大學校長侯自新呼吁，各級政府要依法增加對教育經費的投入，確保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穩步、快速增長，盡早達到和超過4％。“不增加投入，即便《義務教育法》修改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他認為，這應該是修訂《義務教育法》時值得決策者首先予以關注的一個大問題。

 
    各級政府分擔教育經費比例應與其財力匹配

    在“以縣為主”的現行投入機制下，財力薄弱的縣級政府承擔了占全國義務教育學生人數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村義務教育投入。

    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胡平平代表給所有參加座談會的代表講了個故事。

    有130萬人口的阜南縣位于安徽北部。一次調研時，胡平平了解到，按照國家標準當地的教師缺口將近4000人。但在7年時間里該縣竟然沒有新引進過一個中小學教師。該縣不僅不進人，而且還留用了600多名50歲以上的女老師和60歲以上的男老師“超期服役”，不讓退休。

    該縣如此缺老師，又有足夠的編制，為什么竟然會在7年間一個老師都不引進呢？胡平平感到很困惑。縣里告訴她，不進人是因為財政困難。回頭問省財政，省財政的同志卻告訴胡平平對阜南縣的轉移支付早已經撥下去了。“三堂會審”后胡平平才搞明白，造成這一損失的原因在于，上級對下級的一般性轉移支付中雙方的責任均不夠明確。

    譚仲池代表指出，由于國家未對中央、省、市和縣級政府的具體投入責任進行劃分，只是模糊地表明要通過轉移支付來支持困難地區，就在客觀上形成了以縣級政府投入為主的現行投入機制。在這種機制下，財力最薄弱的縣級政府承擔了占全國義務教育學生人數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村義務教育投入，而中央和省級財政投入則偏少。“中央、省和縣三級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對等的狀況亟待改變。”胡平平代表說。

    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后，財力逐步向中央財政集中。據測算，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是22％，此后這一比重逐年上升，至去年已進一步上升至57．22％。同時，省級政府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亦逐年增加。胡平平認為，根據這樣的財力分配，各級應該承擔的義務教育投入責任就應該同其財力相匹配。

    參加座談會的很多人大代表建議，應按各級政府的財政實力合理確定分擔經費的比例。就全國來講，應該由中央拿大頭，省級拿中頭，縣級拿小頭。同時，各級財政義務教育經費要單列，以防止被挪用和擠占。

    義務教育發展嚴重失衡 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加大

    政府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向，要有利于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重點向貧困地區、貧困學生傾斜。

    上海市普通小學生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和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分別是河南省的10．4倍和58．5倍。這是譚仲池代表帶來的一組數字。“這表明，義務教育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已經到了相當突出的程度。”他說。

    一些人大代表指出，不僅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之間義務教育發展嚴重失衡，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水平亦相去甚遠。以長沙市為例，去年經濟發展較好的長沙縣，生均公用經費達105余元，比經濟欠發達的寧鄉縣高出10倍以上。

    譚仲池代表認為，這種嚴重失衡的現象有悖《義務教育法》普及基礎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質的要求。

    汪永清認為，義務教育應當是普惠性教育，每個適齡兒童、少年都應當享受平等的義務教育。目前義務教育資源分配不盡合理，造成一系列惡果：

    一是城鄉之間義務教育學校存在明顯差距。城市學校硬件好、教師素質高甚至超編；而農村學校危房多、教師合格的少，甚至需要找代課老師上課。二是由于經濟條件的差異，許多欠發達地區的骨干教師不斷流向發達地區，造成當地教育質量持續下降。三是同一地區義務教育學校之間也存在很大差距。不少地方一段時間不僅沒有采取積極措施消除自然產生的學校之間的差距，反而將學校分為重點校與非重點校，在經費、師資力量等方面進行傾斜，加劇了學校之間的差距。

    一些代表指出，這也造成許多家長在“不能使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思想影響下，不惜代價地為子女擇校，進一步拉大了學校之間的差距。

    廣東省化州市副市長李冬輝建議，解決擇校問題應取消義務教育學校的等級評定，重點考核和評估區域內薄弱環節和薄弱學校。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邢世忠則建議，政府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向，要有利于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重點向貧困地區的農村和城鄉貧困學生傾斜。義務教育的免費教育如果全國一步到位有困難，應首先免除貧困地區乃至整個農村地區學生和城市低保家庭子女入學的雜費，繼續擴大義務教育“兩免一補”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