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歲那年在隊旗下宣誓入隊，從此將紅旗的一角珍藏在心中，與星星火炬事業結下了47年的不了情。兒時少先隊組織的培養，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干輔導員工作，我從校內“下崗”，又在校外“上崗”。不管處在哪個崗位上，我都不舍對星星火炬的追求，童心依舊、熱情不減，默默地耕耘著少先隊這片沃土。

　　今年56歲的我，在行內被稱為“鄧大姐”，“孩兒們”稱為“點子奶奶”。　我從小就熱愛少先隊組織，向往成為一名輔導員。我在下鄉當“知青”的時候，簡單的行李中就有一條珍藏多年的紅領巾。

　　我利用住在村校的條件，干上了“秘密輔導員”。那時候，少先隊組織已被紅小兵代替，小學生的主要活動就是唱造反歌，喊批判口號。我用歌聲、故事、游戲把孩子們吸引在身邊，讓他們偷偷地戴上紅領巾對著鏡子美滋滋地照著，使他們對紅旗的一角無限向往。從此，我和孩子們就有了蠶房里的故事會，荷塘邊的大自然音樂會，桑林中和曬壩里的游戲……“秘密輔導員”延續著我對星星火炬的深情。

　　1975年師范畢業以后，我的理想實現了。從中隊輔導員、大隊輔導員到區少干、縣少先隊總輔導員，一干就是19年。我干輔導員工作受命于“文革”后期。當時百廢待興，少先隊工作一度中斷后才剛剛恢復，一切得重新再來。于是我從少先隊組織建設抓起，恢復隊組織，重聘輔導員，把全體少年兒童組織起來接受教育。我知道，少先隊的生命力在于活動，而活動的成功與否在于輔導員的指導。因此，我帶領輔導員參加全國輔導員進修學校（刊授）學習，自己也深鉆業務舉辦各種輔導員培訓班。我蹲點實踐，取得經驗再行推廣。我針對少年兒童的年齡特點和心理特征，設計并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寓教于樂的少先隊活動，如《男子漢宣言與P·F行動》、《一日小總理》、《零點起飛》、《寶葫蘆的秘密》、《校長顧問隊》、《山鄉普法隊》、《娃娃禁賭團》等。為了培養隊干部的工作能力，我還與縣廣播電臺取得聯系，辦起了“紅領巾隊長廣播學校”。　我親自編寫教材，組織優秀輔導員講課，培訓隊干部兩千余人。我還把自己多年積累的工作經驗歸納為“小、新、活、廣”四個字，并向同行們推廣了一套套隊員們喜愛的活動方案，如小種植活動《m2之最》；小采集活動《我們中隊的〈本草綱目〉》；小飼養活動《“借雞生蛋”養小兔》；幫助貧困隊員的《紅領巾C·Z·Y自救活動》；幫助殘疾人的《輪椅上的春游》、《紅領巾，盲人的眼睛》、《孫孫“轉正”記》；解決學校用水的《H2O行動》；社會調查活動《圍著家鄉走一轉》、《春訪養雞戶》等。如今，這些活動已集結為一本書《在隊旗下成長》，仍為輔導員們提供著工作指導。我十分注重對少先隊工作理論研究，《淺談突破農村少先隊工作的薄弱環節》、《小議“敬老”教育》、《談勞動實踐活動的輔導》、《談怎樣抓好農村“學賴寧”活動的普及與深入》、《在少先隊活動中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等10多篇論文在全國、省、市刊物上發表并獲獎。1987年，我被評為“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和“全國優秀輔導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并合影留念。2004榮獲四川省和全國“星星火炬”獎章。

　　1994年，因工作需要，我轉行干教育督導工作。因此從校內輔導員崗位上“下崗”了。為了延續與星星火炬的那份情緣，我又主動聯系了縣內省外十多所學校，當上了校外輔導員，自得其樂地又上了崗。我依舊熱心指導基層輔導員的工作，來信、來訪必答復。因此，輔導員們工作上有什么問題，依舊同我商討，“孩兒們”心中有什么想法，愿意找我這個“點子奶奶”吐露心聲。作為校外輔導員，我一如既往地指導新輔導員和隊干部制訂計劃、設計活動、尋找資料、訓練儀式、修改稿件等等。為此，我犧牲了無數個休息日。平時，利用督學到學校督察的機會，我主動考察少先隊工作，和校內輔導員一起研究少先隊工作的熱點，尋找教育契機，尋找活動的切入點。如在“雛鷹行動”的“五自”活動中，我就設計了《小皇帝下龍床》、《蔬菜娃娃娃哈哈》、《孝順顛倒顛》、《宰相肚》、《OK！紅領巾C·Y·Z》、《學習上的卡拉OK》、《插花樂》、《虎年雛鷹行動——代號DJLS》等活動，這些活動都在省、市獲獎。她還設計和指導了不少鎮、縣級主題觀摩活動，如《新世紀我們學會健康消費》、《自律自護、健康成長、爭做主人》、《小手拉大手、凈化家園》、《實現宏偉藍圖，做好全面準備》、《我做合格小公民》、《新童謠伴我快樂成長》等，均成功舉行，觀摩效果很好。為配合新課程改革，我在2000年又與重龍鎮中心學校少先隊聯系，建立了“紅領巾小記者團”，把《紅領巾小記者團體驗教育運行模式研究》作為少先隊科研課題立項，并擔任主研人員。如今，重龍鎮中心學校少先隊“紅領巾小記者團”已從當年的一所學校的幾十人發展到現在的8所學校的近千人。小記者們活躍在學校內外。每年的“兩代會”期間，采訪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傳統活動，教育系統的一些會議和重大活動都能看到小記者的身影。僅以今年暑假為例，小記者團就采訪了教育行風街頭宣傳活動，采訪了青年“十佳”教師頒獎大會，采訪了“教育世家”、采訪了新課改情況，采訪了縣教師節慶祝大會。在少兒報刊上，常見小記者們的文章和圖片新聞。2003年，《少年時代》雜志社在重龍鎮中心學校“紅領巾小記者團”建立了記者站，《中國少年報》也把重龍鎮中心學校“紅領巾小記者團”作為西南片區記者站。2005年下年，《紅領巾小記者團體驗教育運行模式研究》課題已結題。

　　少先隊校外教育是少先隊活動的薄弱環節，作為校外輔導員，我十分關注，一直在尋找校外少先隊教育活動的切入點。受中央電視臺少兒頻道《快樂體驗》欄目的啟發，我把2005年定為“快樂體驗”年，推出了“雞年特別行動——代號KLTY”校外少先隊活動計劃，把新課程改革綜合實踐活動與少先隊課余活動結合起來，在全縣少先隊員中開展快樂體驗活動。我自任“點子奶奶”，開通熱線電話，為孩子們出點子，指導著“快樂體驗活動”；　我自費二萬六千余元購買數碼攝像機，專門用于“快樂體驗”活動攝像；我動員丈夫、女兒犧牲休息時間東奔西跑、熬更守夜地策劃、拍攝、制作“快樂體驗”節目送中央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少兒頻道《快樂體驗》欄目于2005年3月8日在資中縣建立了“CCTV少兒頻道《快樂體驗》欄目資中記者站”，并配備了攝像設備。到2009年6月底止，資中記者站為央視少兒頻道《快樂體驗》欄目提供了63個“快樂體驗”節目，已播放56個，已編待播的節目6個；有66名中小學生被央視少兒頻道《快樂體驗》欄目聘為小記者；“CCTV少兒頻道《快樂體驗》欄目資中記者站”也不斷壯大成長，現已發展了13個記者組。

　　1994至2006年，我參與了五次團縣委組織的輔導員培訓工作，就《談“五自”活動開展》（1994年）、《雛鷹行動的普及與深化》（1995年）、《怎樣當好少先隊輔導員》（2000年）、《少先隊組織教育與活動開展》（2003年）、《快樂體驗活動的組織與開展》（2005年）等內容對全縣少先隊大隊輔導員進行輔導發言。2004年3月，還對重龍鎮的二百多名中隊輔導員進行了《中隊輔導員如何組織少先隊活動》的培訓。2006年4月，在“內江市快樂體驗推進會”上，我對來自全市的200多名輔導員就開展快樂體驗活動問題進行了輔導。為了豐富少先隊員的課余生活，增強少先隊組織的生命力，2008年－2009年我又開始對全縣各校的輔導員和少先隊小干部進行“少先隊游戲的創編與組織”培訓。到目前為止，我已到了三十八所學校對近五萬名少先隊員和輔導員進行了少先隊游戲培訓，還利用網絡上不斷地指導各校的少先隊游戲活動開展。

　　作為校外輔導員，我不僅為各級隊組織出謀劃策，還主動與社區聯系，爭取少先隊的校外教育活動落實。2007年暑假，我就同重龍鎮大東社區聯系，組織建立了少兒健身隊、少兒腰鼓隊、少兒秧歌隊，豐富了少年兒童的暑假生活。

　　作為校外輔導員，我還結合本職工作對少年兒童教育進行調查，寫出了《少年兒童教育中的誤區》、《談“雛鷹行動”中的點、線、面》、《減負，一個延續了四十年的研究課題》、《“減負”還需做“加法”》等論文，這些論文目前已分別收入《現代教育文集》、《中國科教論文選》、《知識經濟文選》等書中。

　　我做校外輔導員，不光是在縣內，還走出了省外。我與山東省滕州市大塢鎮小學輔導員趙曰貴8年“手拉手”輔導少先隊工作的事跡在1995年《少先隊活動》第六期上登載，《鄧大姐把我拉到“北京城”》這篇文章傳遍全國，為我引來了更多的輔導員朋友。2006年起，我利用網絡廣交與紅領巾事業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輔導員論壇”和“中國少先隊輔導員”、“四川輔導員之家”等QQ群里分享和交流對星星火炬事業的酸甜苦辣……

　　47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昔日的少先隊員而今已是兩鬢斑白。從廣闊天地里的“秘密輔導員”，到上級任命的校內中隊、大隊、區、縣總輔導員，再到校外輔導員，我有著38年的“輔齡”。我現在雖然退休了，但我的星星火炬情結卻越來越濃。在中國少年先鋒隊建隊六十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我重申自己的諾言：讓白發與紅領巾同飄揚。